不要懷疑奉俊昊類型糅合的能力。

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或矛盾，就用極盡浮誇的歌舞糊弄過去，慳水慳力。

整套戲得衛斯雅的角色是令人信服的，唯有身為女性，從小受盡長輩白眼（女人污穢，祖師爺不喜歡）的她（不也是其他女性普遍遭遇的困境嗎？）在成為救人/超度活人的救護員後，擁有一種「破」舊立新的頑強生命力，當一回喃嘸師傅超度亡者，片尾的破地獄方能如此震撼人心（儘管依舊擺脫不了「承載父親意志/遺志的俗套）：穿上道袍的文玥作為觸及生死的「靈媒」，由此被提升到截然不同的層次。甚至可以說，是這個人物拯救了垃圾般的劇作和人物性格曲線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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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地獄》的最大問題，我想是導演跌入了所謂家庭親情倫理、世代隔閡、生與死，去或留等主題「深度」的牛角尖，好像沒有了這些就無法言之成戲，卻忽視了對於「表面」的塑造，即以不加修飾、以嚴謹和尊重的態度拍攝專業人士、行業生態，而不是只拋給觀眾一份由數個互不相關的片段組成的職業梗概（既然如此，拍成電視劇就好了啊），和只會加重既有刻板印象的人物個性設計。進一步說，若連最表面，關於殯儀業在香港形成習俗的歷史（根深蒂固的傳統何以成為傳統；傳統對行內人的影響），以及分工和流程等等都呈現得不清不楚（只是以最juicy的部分調動觀眾注意力，結果看到的只能是重複的吵架、吵架、吵架），又能拿什麼去觸及更深層的情感交流呢？如何能令觀眾相信人物所做出的每個選擇呢？犧牲對一個行業細緻觀察與呈現的難得機會，轉而去擺弄一場陳腔濫調的和解，這樣做值得嗎？用戲中人的話來說，逼迫觀眾共情一個無法信服的人物，這不是「情緒勒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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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個導演如果真的尊重某種傳統行業或文化的話，那他理應會意識到行內人的 一些不合時宜的想法及行為或許並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被改變，這可以被歸咎為歷史遺留問題，但無論如何，當導演千方百計想「教育」他們要跟上時代，不要再固守糟粕的同時，是否有想過，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對他們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呢？而在這時候匆匆下價值判斷（敢於打破成規的就是「好人」，反之則是「壞人」），對那些已經受數十年傳統思想洗禮的人而言又是否公平呢？當然，揭露行業內部封建禮教遺留下的糟粕是應該的，但若是以為令觀眾感動落淚而添油加醋的煽情，對觀眾了解一個行業是否有幫助呢？難道不會再加重那些早就已經留在我們心裡的刻板印象嗎？照這樣看，結局女主角破地獄似乎不會帶來任何覺醒，相反它只是在加重女性對於父親/父權的依賴，彷彿如果沒有這場逾越禁忌演出（來自逝父的賦權），女主角就很難解開心結。女主在最後所做到的，以前因為性別而無法觸及，屬於男人們的行當，充其量只是一次特殊情況下的「破例」，情緒上的宣洩（也最符合這部片的邏輯），比起擺出一副「拒絕和解」的激進姿態，這的確是能令大部分人滿意，安全且不會出錯的選擇。

老實說，挺令人失望的，卓亦謙固然展現出身為編劇的紮實功底，一開始先透過敘事視點的「錯配」為電影披上薄紗（控制可以透露的信息量），在觀眾心中留下先入為主的觀念，同時收緊人物情緒的流露，之後再主動在關鍵位置予以「修正」，即第二幕收尾的驚人反轉，那一刻爆發出的能量也確實讓人為之一振，於是某程度上這又是部「不能劇透」的電影。但是關於兒童遭受原生家庭毒打的回憶段落刻畫的不夠完整，主要體現在除了兩個男孩外幾乎全員工具、刻板人設，尤其是作為一切的起源，鄭中基飾演的獨裁父親角色，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且長大後所有同學都是為了老師小野療傷而存在。當它被視作展現東亞家庭「望子成龍」的不幸縮影而獲得讚譽，本來就挺能說明問題的（更多還是依賴於有類似經歷的觀眾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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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3再看《年少日記》：不可否認作品對香港社會電影尋求改變的努力是有意義的，摒棄了以往「議題先行」的弊病，在對具體的社會問題做出回應之前，總有一個滿腹狐疑、躊躇不前的自己等待我們去面對，而影片就是深入自我、回憶與創傷，很私人化的療癒過程。

唯有先達成與自我、逝者、上一代的和解，才能繼續接下來面向社會（集體性創傷）的路。

創作思路上的如此轉向，亦反映了新導演更傾向以故事情節與現實生活片段或細節之間的某種「共鳴」，引發觀眾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和討論（《白日之下》也有類似操作），私密的情感和記憶因而與社會層面的人文關懷自然地形成聯繫，而不再是像過去那樣，遠遠站在道德高地之上要求觀眾關注他們並不熟悉的情況（甚至創作者自己也一知半解）。

與此同時，也應該思考如何平衡兩者，繼而產生「對話」的問題，影片裡唯一構成對話的部分，是鄭sir在班上想像女學生們念遺書，認為作者是女生，因為遺書裡寫著「前男友」，但在下一個鏡頭就被吳冰駁斥：為什麼不可以是男生呢？打破了鄭sir先入為主的固有印象，同時推進敘事，引入有傑的回憶。吳冰的「聲音」其實是提醒主角和觀眾，警惕墮入情緒主宰的陷阱。

但在之後的劇情裡，這樣的聲音消失了，即使最後鄭sir一如所料獲得成長，走出過去的陰霾，試著去理解學生，聽他們傾訴，也沒有一把聲音從旁「告誡」他接下來可能面對的困難，有的只是套上小清新濾鏡的苦惱與迷惘，以及那反覆吟誦的「你哭不出來算我輸」的咒語，更遑論為了深入且帶出兩位主角的情緒，而徹底淪為工具人的配角設置。

當鑽入得太深，也會逐漸滑向「自我沉溺」、「自我滿足」的危險深淵。在這時候，懂得如何抽身，保持距離，繼續對話，就變得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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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共鳴」的一些想法：有傑的回憶，為了營造一種普遍性，即原生家庭對子女的壓迫，影片裡是精英父母以成績對兩兄弟論資排輩，父母的角色勢必是片面化、典型化的，可以說是刻板印象了（獨裁父親，軟弱母親），對原生家庭的簡化處理能讓觀眾很快進快狀態（「我小時候也被父母如此對待，深有同感！」之類），繼而隨著後續劇情發展，揭示隱藏起的那一塊：藉由長大的有俊之口，我們得知有俊輕生不是因為被父毒打，而是家人當佢透明。

在他死後，家人亦並不如他所預想的那樣「美滿」，反而走向分崩離析的境地，父親的愧疚證明了有傑的想法是錯誤的，家人並沒有不關心他。

但是，回憶部分的父親形象實在過於「可惡」，造成後段的內疚說服力不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來自導演對父親角色「單線條」的處理方式（冷漠無情— （有傑死後）恍然大悟—愧疚），男主角其實也一樣，為的是凸顯人物循序漸進的「成長」過程，亦是全片的基調所在。

我覺得導演可能沒有發現（或者不想這樣寫）的是，在非獨生子女家庭裡，情況並不如有俊和有傑那般「極端」。不是有沒有，而是程度問題：父母因為有俊成績更好，所以關心他很多，而有傑學習差，所以很少關心，甚至施以暴力（注意，是很少，不是沒有）。愛的分配不平等才應該是令有傑產生誤解的根本原因。當然，影片在後段藉由父親的懺悔間接表達了這點，可惜來得太遲，應該在回憶段落就要有所表現，而且給人感覺更像是敘事上的詭計（錄音帶那場太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