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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nheimer 2023
《奧本海默》緊扣美國外交史，透過奧本海默此一主角隨著時間線發展的際遇，建構了美國外交錯縱複雜的歷史，奧本海默不但是「原子彈之父」，更是二戰前後歷史脈絡下被撰寫、後又不斷被改寫的人物。
電影開頭借用希臘神話英雄普羅米修斯的寓言故事，潛藏著奧本海默就是現代版的普羅米修斯，創造出偉大的發明，然而由於時局導向和險惡的政治攻防，奧本海默必須在一群對他充滿懷疑，甚至是惡意相向的委員面前解釋自身的發明。若將發明家比作藝術家，這樣的過程對創作者而言是何等的羞辱？
鏡頭拍攝奧本海默目不轉睛地盯著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作品，畫作中的人臉被線條與色塊分割，隱含了「分裂」、「重構」的意味，更暗示了奧本海默必須在不斷發明的過程中找尋自己的身分認同，同時承受來自各界和自身的道德批判。畢卡索的另一件作品《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被藝評家視作對戰爭苦難的幽微指控（註一），不難想像導演諾蘭將畢卡索作品放進電影開頭的用意。再者，畢卡索經常被歸類為立體派畫家，立體主義經常將結構性的剖析描繪對象，將不同觀看方式同時呈現在平面畫布上；《奧本海默》的敘事手法斷裂，奧本海默中年、老年鏡頭交錯，並運用跳接和片段的台詞，以及黑白和彩色畫面，呈現出如前所述的「分裂」、「重構」之感，與立體主義美學不謀而合。
奧本海默在電影前段不斷強調自己是理論學家，研究宇宙的奧秘——量子理論，然而最後卻成為令人畏懼的原子彈武器製造者。片中我們也看到學科不斷精進的過程，原子武器發明後緊接著是氫彈的出現，"Paul de Man: Life and Works” 的作者Lindsay Waters曾說：「理論就像是毒品，讓人們高興一時，然後卻讓他們失望。」（原句：Theory was the crack cocaine which got people high and then let them down.）奧本海默革命性的科學成就究竟對他往後的人生帶來鮮豔的色彩，抑或是蒙上一層陰霾呢？觀賞諾蘭對電影畫面色調的使用或許能更讓人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時局轉變快速，似乎有什麼在重組、慢慢地堆疊，戰爭期間科學家們聚集在從零到有的村落，看似溫馨實則在研發致命武器。國族主義透過政府宣傳毫不掩飾的表現出來，當時多少人被"Ｎational emergency"或"Country need us"此類的口號蒙蔽雙眼投入戰爭，造成天下多少位母親斷腸？有趣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觀賞電影中段奧本海默拉攏科學家的場景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隨著激昂、加速的配樂，觀者彷彿也投入近諾蘭打造的歷史世界中，急切的想為美國做點什麼。諷刺的是，身為戰敗國的日本，或是從後殖民角度來看，台灣人民對於這段敘事的觀點又是什麼？
奧本海默在原子彈投射廣島和長崎後接受眾人的簇擁歡呼，其中一幕呈現在揮舞的國旗中，奧本海默用力地舉起握拳的手，象徵自由、正義的符號，讓人聯想到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畫作《自由領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儘管如此，奧本海默在人群中呈現的孤寂感，以及演講時出現的幻象都讓人不斷地懷疑，這麼做究竟是對的嗎？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奧本海默的發明像神一樣促使了戰爭的終止，拯救了人類，卻也像普羅米修斯一般，在想像同盟國百姓的骨肉之痛時，深深地受精神之痛折磨。如同電影結尾愛因斯坦對奧本海默說的：「功成名就後就得收拾殘局。」（原句："Now it's your turn.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achievement."），《奧本海默》不單單紀錄了「原子彈之父」的功成名就，更細微地探討了日後他所要面對的紛擾及傷痛。
我並不滿意《奧本海默》中對女性的刻劃，儘管是出自於真實歷史事件，奧本海默的妻子凱蒂·哈利森被塑造成情緒不穩定的酒鬼形象；而看似充滿智慧及思想的瓊·塔特洛克則自殺身亡，彷彿父權主義下的歷史敘事不承認「閹割的女性」能站上舞台，她們對花心的奧本海默來說一定有存在的意義，然而電影卻花極少心思刻劃她們。
《奧本海默》最後一顆鏡頭結束於奧本海默的特寫，透過鏡頭不斷拉近，讓觀者感受奧本海默的沉思，彷彿向觀眾提問：原子武器的發明究竟是人類科學歷史上的勝利還是失敗？
註：Tate,“CAPTURING THE MOMENT” ,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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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搞懂麥卡錫主義、美俄外交關係、電影色彩的運用，還有一些台詞也好難懂，得再花三小時了。Translated from by -
Lesbian Factory 2010
現為美國紐約大學 馬丁斯高西斯電影學院副教授的Feng-Mei Heberer在她2023年出版的 Asians on Demand: Mediating Race in Video Art and Activism 一書中的第四章 Migrant Erotics: TIWA's Lesbian Factory and Rainbow Pocorn 詳細介紹並探討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拍攝的兩部紀錄片《T婆工廠》和《彩虹芭樂》。第四章以東南亞移工在臺灣面臨的各式各樣困境作為開頭，講述TIWA此團體透過影像媒介想傳達給社會大眾的訊息，探討了紀錄片如何透過運用幸福與痛苦的情感修辭，遊走於政治變動環境下以及國家主權的模糊地帶中。
作者指出臺灣對西方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從前美國對臺灣軍事上的支持這類歷史事件，使得移工作為少數主體的權利及其發聲被政府和社會大眾忽視，因為臺灣的地位「取決於其持續擁抱西方式的民主與自由主義」。再者，臺灣企業環境與科技產業的命脈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企業需要大量移工勞動力的環境下，應該要保障勞工人權的勞委會卻以不干預政策再度忽視了移工議題。移工的勞動力不可或缺，但是他們的身體、生命和存在空間卻彷彿隨時可以被消失，既不被尊重也不被認同。
論紀錄片的拍攝手法，《T婆工廠》和《彩虹芭樂》並未以激進方式呈現酷兒移工在台灣所面對的不平等現象，而是透過「愛」和「情感行動主義」（Sentimental activism）的方式讓觀者能夠感同移工的身受，作者認為紀錄片如此的實踐與批判式的革命性影像相比而言更能夠打動觀者。
此外，Herber討論了女性移工（特別是非異性戀族群）在臺灣所處的「不平等包容空間」（uneven inclusions）中的反覆與臺灣主體性的關係。移工們在台灣包容性空間內外不斷徘徊的過程猶如臺灣無法身於躋身於主權國家之列，然而又是在移工反覆遊蕩過程中自我的展現，使得台灣的主權／主體性是能夠被想像、被建構的。
我認為作者的論點很有趣，不禁使我反思：當今臺灣年輕一輩看待國家主權的方式早已和從前的「黨國體制」和「光復大陸」完全不同，我這個世代的年情人多認同「臺灣」作為國家主體。近年來移工議題的關注度也持續上升，比如蔡崇隆的紀錄片作品《九槍》關注了身處社會邊緣的移工其人權議題（和文本提及的《T婆工廠》和《彩虹芭樂》同樣是以紀錄片做為媒介，很有意思）。臺灣主體認同的普及和移工議題呼籲聲量的提高，這兩件事情若並置比較，是否呼應了Heberer所指出的「包容性空間」和臺灣的國家主權間矛盾卻又相互依賴的關係呢？
再者，Heberer談及了女同性戀移工在自己創造出來的親密／性愛空間中體現了與國家、資本和異性戀霸權的壓迫背道而馳的做法（比如女女戀愛不符合異性戀常規，也無法「生產」——這邊的「生產」同時能被放入資本主義的脈絡下來看）似乎表現出女性移工作為主體的能動性，而這種能動性只有在臺灣才有機會存在——只有在臺灣才能擁有認同的空間，回到原生國家就必須回歸異性戀霸權的規範。這樣「陰性空間」的特殊性也與臺灣在國際上的特殊政治情境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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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紀錄片還能這樣看...，很佩服Heberer，我果然還是太淺太淺了。Translated from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