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sar

Caesar Pro

20240617創辦的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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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rsona
  • Singin' in the Rain
  • A Brighter Summer Day
  • No Country for Old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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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sque d'Or

    ★★★

  • The Death King

    ★★★½

  • Frost

    ★★★★

  • Forbidden Pla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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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thing, except everything.

    nothing, except everything.

    ½

    美國版黃山料。

  • An Unfinished Film

    An Unfinished Film

    ★★★★

    在我看來,以完全的「批判執政者」角度去審視《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其實有待商榷,因為我看不出來婁燁這次有嘗試想要批評著什麼、叛逆個什麼,更多是在檢視疫情所導致的創作侷限(行動媒介的創作、虛擬現實的表現、「拍不完」的電影),僅只於此而已。

    頂多、可能,從電影表現形式的轉變,呼應創作迫於現實「只能」退而求其次,進行類似像政宣般的線性展演,透過粗糙的媒介娛樂內容、來盡量讓疫情期間的世界變得「能夠消化」一點、規則化進入數位敘事體系當中(劇組慶祝過年之後的處理方式)。然而,要能斷定這確實代表著某種創作空間的壓制、或是迫於特定原則而受規訓化的表現,仍然取決於每人不同的詮釋。

    在目前為止所有的批評當中,個人多少可以理解針對「未完成」在形式上體現的必要性的質疑,也多少能夠理解後半做半套的紀錄片敘事,如何地破壞電影虛構性的本質。然而,我不太能夠理解,直接將自身經驗做出切割、否定他人所嘗試呈現的情感經歷,純粹出於對特定平台的好惡,來作為主要批評標的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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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Chronicles of Libidoists

    The Chronicles of Libidoists

    ★½

    當以約砲文化作為題材,如果不是在好萊塢的工業魔法下變身成為愛情喜劇的類型片,就是很容易藉由群像的塑造,成為一個「來看看這群有病的人們」標籤化族群的電影。

    即使理解並接受了片中徒留創傷的行動身體的設定,但電影所踏足的創傷或是情慾匱乏,卻盡是些輕描淡寫、隔靴搔癢的描繪。運用常規的情傷來大作文章,拒絕提供角色自我內在的背景條件(僅以引經據典的符號交代)下,施以交錯的快速剪接、戲劇化的表現,久了多少顯得乏味,且便宜行事。

    另外,電影利用白蛇青蛇的花俏文本,用性行為的物理介質、水流動的意象,進行很表面式的展演,藉以包裝符號化的敘事設計。這些設計的背後,更多是黏著劇情線和劇情之間的膚淺宣洩,單倚賴觀眾自身的文本外經驗來情緒勒索「如果你是幸福的人,是看不懂這部電影的」,不能就稱得上是文本內所缺席的心理障礙、人物背景營造的擋箭牌。

    倒也不是說任何時候都必須要以因果關係來看待情慾孤獨,但透過電影進行回溯的方式、夢境的表現,可以斷定嘗試歸因、嘗試解釋行為的動機是存在的。而如此設計所凸顯出來的,正是創作者從未真正理解過片名中擺放的「Libidoists」的事實,一種錯把孤獨視作創傷,錯把情傷視作疾病的事實。

  • The Cemetery of Cinema

    The Cemetery of Cinema

    ★★

    看完的當下,你可能好奇為何電影須大費周章以連續性場景的表現形式,紀錄(再現)自身追尋失落影像的過程?我個人也很好奇,所以我在整整96分鐘的片長中,嘗試尋找某種解答。萬萬沒想到,這個解答跟電影中嘗試尋找的《Mouramani》一樣,它不存在。

    理所當然,這是一個記錄自身紀錄的過程,或是也可說是「演出」自己紀錄(v.)尋找遺失影像的過程,但此設計並沒有給予電影任何反身性的探討,或是如《蘭嶼觀點》般增添凝視地方的觀點意識與自覺,或如《記憶魅影之城》般襯托虛實游離的記憶痕跡。他存在並服務的對象只有導演自己,服務電影作為一種自我展演工具,宣傳自己參與推廣的歷程。

    置身在歷史慘劇的背景(1970年的葡萄牙攻擊、Ahmed Sékou 的獨裁政權)當中,理應追尋未果的無奈、影像遺失的同理,導演卻失焦繞圈子探問法國機構戲院放映體系存續的假設性問題、光腳手持數位攝影機抱怨資源不足(卻還花費多餘資金設計場景自拍)、藉由批判歷史暴力的論述蓄意動員孩童演出槍戰。在電影的最後,深陷絕望的他,甚至選擇了在常規的社會場域,昂貴地紀錄自己一身行頭於不相干的公共場所漫遊,刻意營造影像追尋未果的絕望。如此種種因素之下,可見電影看似搬弄主體性的設置,實則是以紀錄、宣揚影像之名,行自我展演之實(換言之,就是從來沒在認真找片。)

    另外,如稍微放大檢視電影影像尋根的旅行歷程,即可梳理出本片線性設置的荒謬:在幾內亞國內(不認真地)找了半天的他,翻遍了廢棄戲院和盜版攤位,到了電影的最後才終於願意詢問國家級的修復機構。這個詢問的動作,可不是簡單的通訊聯絡,還是必須得承擔機票和器材運輸的成本,回歸殖民母國親自到場詢問法國當地的資料館,以示追尋失落影像的誠意。如此因果程序先後的置換,顯現的不僅是出發前去法國的刻意為之(在影像「失落」的前提下毫無必要的行徑)與線性設計上的做作,更是創作者取巧消費影像保存的虛情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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